第927章房间设计软件使用指南-三维家

　

[37]范为：《大数据时代个人信息保护的路径重构》，载《环球法律评论》2016年第5期。

如果权威指令一定是义务，那么，Raz就得付出盲目性与神秘性的代价，我不认为他愿意这样做。[7]这是一种关于权威的性质与功能（角色）的看法，即权威的功能在于促进（improve）行动者对于理由的服从。

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理论权威并没有像实践权威那样会产生施加义务的结果，因为它只是给了需要者相信的理由，并且这是一种认知性的给予理由（epistemic reason-giving）。另一方面是要求，行动者必须关心自己的诉求——敏感于自己的价值判断和利益追求。具体来说，这种建议中所包含的建议质量与友谊两个部分，是分别施加分量的，即友谊的分量并没有被附加到建议之上，所以，你的建议有问题本身仍然是合适的反对理由。See Joseph Raz,On Respect, Authority, and Neutrality: A Response, Ethics, Vol.120, No.2(Jan.,2010), p.291. [72] 参见注[19]，第4、5页。[5] 或者这样说，即使政治权威能够创造义务，这也不是来自于它作为一种权威所导致的结果，而可能来自于其他的政治道德原则。

然而，这并不是政治权威这个概念的全部内容，它还包括其治下的人民有服从的义务（the duty to obey）这个对应性的部分。这个部分看起来只涉及依赖命题：由于正当权威所发出的指令必然建立在行动者早有的理由的基础上，所以，依赖命题就当然成立。Raz之所以认为理论权威无法制造差异，也是来自于理论权威提供信息的功能。

也正是这个权威地位，使得未经独立研究就接受他的陈述这个略显盲目的做法，立刻变得合理起来，以至于只有通过强调另外一个权威至少拥有同样的权威地位或拥有更高的权威地位，才能合理化自己拒绝接受的举动。这些理由，既可能来自于建议本身的质量，也可能来自于某些额外的东西。[71] Raz 面对批评时，也曾经将同类事物——绝对理由（categorical reasons）当作输入项。[28] 同样的，经过我自己的权衡之后，我也可以对专家的建议采取可听可不听的态度。

而这种反向凌驾的可能性，却不会在受保护的理由中呈现。反过来讲，要想证明A的存在是重要的，那么A就一定要以某种方式作用于B在情形C中有理由做φ这件事，用Raz的话说，就是取代或者排除了某些已有（独立）的理由。

[45]于是，不但被Raz视为挑战理论权威的合作难题（coordination），[46]可以得到有效的回应。第一种可能：它是一种绝对的、无条件的义务，[71]这类似于康德的绝对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或者罗尔斯的自然义务（natural duty）。[55]如果只是使得行动者有理由质疑权威者的权威地位，而不是忽视或者否认这一点，那么，权威者的建议就会仍然具备结果加重效果，它依然具备凌驾于其他理由之上的地位。这一方面是要求，即使权威者在其中有自己的利益诉求，但也必须寄生在为行动者的利益着想的基础上。

Raz认为，理论权威的功能，仅仅是提供了某些信息而已，并且这些信息独立于权威的表述而单独存在。显然，朋友之间是典型的对称（symmetrical）关系，即处于朋友关系中的双方，通常相互视对方为朋友。显然，即使原料（依赖命题）的确重要——输进去白菜是不可能产出火腿肠的，但最重要的还是机器的加工过程（通常证立命题）。当然，如果权威者正确的可能性或频率越高或者所涉及事项的专业性越强，那么，理论权威的地位就越稳固，分量加重效果就越不容易受到质疑。

行动者要想实现真正的自治或自主作出决定，那么，他就必须负担竭力掌握自己已有的行动理由的义务。[14] 简单地说，在通常情形之下，如果不存在实践权威，行动的方式是行动者已有理由—行动者自身的理由衡量—行动者特定行动，这明显展现了自治的价值。

[37]如果权威者没有能力把握行动者的理由权衡，显然他就没有资格担任权威者。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行动者对于权威者这样说的事实所支持的理由，采取一种程度性（degree）的分量认识，即越正确则份量越重，越错误则分量越轻。

[32]就像霍金相对于我而言是物理学领域的权威，但我绝不可能在那个领域同时成为相对于霍金的权威。[23]此时，A作为权威者，对于B在情形C中有理由做φ这件事情而言，其存在就是无关紧要的。另一方面，它还是一种针对一阶理由的二阶理由（second-order reason），或者发生替代其他支持行动者应当做φ的一阶理由，或者发生排除反对行动者应当做φ的一阶理由的效果，就后面这种排除效果而言，受保护的理由又可以被叫作排他性理由（exclusionary reason）。[80] 六、结论 这篇文章旨在证明：认为理论权威无法影响实践领域的通常看法是错误的，因为它严重地忽视了不对称性这个权威的概念要素。请回想Raz的断然性命题：‘权威要求采取某一行动的事实，是该行动被采取的理由，且该理由并不是要增添到已有的理由当中一同被评价该如何做，而是排除或取代其中的某些理由。摘要:  在概念上，政治权威包括服从（法律）的义务，并且理论家通常借助实践权威而非理论权威的概念对此加以说明，因为他们一般都同意实践权威具备创造义务的能力这个观点。

[35]  See Wesley Newcomb Hohfeld,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s as Applied Judicial Reasoning and Other Legal Essays, Yale University Press,1919, p.58. [36] See Joseph Raz,Reasoning with Rules, in Joseph Raz(ed.), Between Authority and Interpreta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9, p.205. [37] 理论权威的工具性效果就在于，由于认知能力条件的限制，行动者事实上可能并未成功掌握，需要借助理论权威的辅助功能。从这个角度看，理论权威的功能是单纯的工具性（instrumental），它处在已有的东西和需要者之间，是帮助需要者更好（快）掌握那个东西的工具而已。

[77] 参见注[3]，第306-313页。另一方面是因为，这其中并不涉及到权威者的认知优势的问题。

反过来讲，如果要想坚持实践权威的独立性，就得反对以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来说明实践权威性质这个做法。[39] 如果是完全的透明，那么将与不对称性矛盾。

[75] 参见注[71]，第292页。不同于关于行动的实践权威，理论权威是一种关于观念（belief）的权威，所以它往往被具体化为各种（知识上的）专家。这就说明了，为什么理论权威并没有像实践权威那样会产生施加义务的结果，因为它只是给了需要者相信的理由，并且这是一种认知性的给予理由（epistemic reason-giving）。问题是，理论权威所输出的结果与Raz的服务权威观所输出的结果，存在什么关键性的区别？它为什么不能被叫作义务？如果在这些问题上没有给出有效的回应，那么，即使我所主张的一切都是正确的，这也不再是理由进—理由出的模式，而是理由进—义务出的模式，Raz的理论其实将会以另外的方式重新获胜。

[21] 参见注[7]，第28-31页。既然理论权威只是将原本在那里的东西传递出来，那么它的功能是什么呢？这主要是为了克服认知能力的不足。

[73] 这并不蕴含着国家可以随意施加刑罚的主张，这一方面受制于该种刑罚是否公平之类的一般正义标准，也同时受制于国家正当性这类的政治道德的标准。这基本上也可以说明，为什么当理论权威错误时，行动者依然有理由来遵从。

或者说，如果我没有强有力的理由拒绝专家的建议，那么，我的拒绝就是非理性的。[79]如果这些方面是失败的，那么，即使义务进—义务出的模式获得了支持，权威本身也并不具备重要性。

[10]第二，通常证立命题（Normal Justification Thesis）：确定对一个人拥有对于他人之权威的通常方式是去表明，相对于行为主体直接遵从适用于他的理由，如果他接受了权威指令的权威性的约束力并尽力去遵从它，那么，他可能更好地服从了应用于他的理由的要求。因此，理论权威就应当被视为服务于行动者自治这个价值的工具，所以它是典型的规范性条件（normative condition），即它单独构成了判断理论权威之权威身份的道德条件。反之，如果理论权威的正确频率越高，那么，行动者就越有理由以分量加重的方式面对他的建议，也就越有理由遵循他的指导。如果上述分析没错，（实践领域的）理论权威也必然具有不对称性，那么，无差异命题所带来的威胁将会基本消除。

[12] 在Raz看来，依赖命题和通常证立命题构成了服务权威观，因为它们是相互强化的：如果辩护正当权威的通常和基本方式，是行为人更可能成功地依照他已有的理由来行事，那么就很难反对依赖命题。所以，实践领域中的理论权威，必然遵循理由进—理由出的模式。

[74]如果你主张国家此时具有权威地位，那么就得同时主张杂货店主的权威地位。如果我不这样做，就等于挑战了校长作为权威者的地位。

注释: [1] 一个团体或个人能够有效地提出自己是正当的主张，意味着即使它不是正当的，也必须符合正当权威的某些条件，它才能够成为事实权威。[22]具体来说，假设A是相对于B的权威者，且要求B在情形C中做φ，如果同时存在一个在该情形中B做φ的独立的理由，那么A对B的指令看起来就没有制造实践差异。

• 
•